狂者與狷者

孔子說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。」（《論語‧子路篇》，楊伯峻的譯文：「得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和他相交，那一定要交到激進的人和狷介的人罷！激進者一意向前，狷介者也不肯做壞事。」）「中庸」是孔子的言行最高標準，但認為：假如不能結識得合乎「中庸」的朋友，那麼，退求其次，與狂者（激進者）和狷者（不肯做壞事的人）交往，也是不錯的。雖然，他把「狂」與「狷」放在「中庸」之下，但也予以肯定。

孟子又再把狂者與狷者，分以高低：「狂者又不可得。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，是獧（同「狷」）也，是又其次也。」（《孟子‧盡心章句下》，楊伯峻的譯文：「這種狂放之人如果又不可以得到，便想和不屑於做壞事的人交友，這便是狷介之士，這又是次一等的。」）

孔子只說狂者是激進者，沒有甚麼貶意；孟子卻形容其為「嘐嘐然」、「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」（意思是：志大而言誇，言語不能與行為相照應，行為也不能與言語相照應），顯然是帶有貶義的。孟子的演繹，似乎過分了一點，不盡合孔子的意思。「亦狂亦俠亦溫文」，龔自珍應不會用這帶有貶義的「狂」字，去讚譽他的朋友的。所以，該從孔子所說。

表面上看來，狂者和狷者，是兩種典型的不同性格旨趣的人。我卻覺得：有時，「狂」與「狷」只是一個人的兩面，在不同的情況環境下，從不同角度去看，被人認識的不同的表現。有所不為，然後能有所為。狂者︱︱激烈的進取者，當然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，都放在要進取的事物和方向上，那麼，便對此外的不能不放棄而不為，所不為的不僅是壞事。狷者︱︱不肯做壞事者，當然不只是不肯做壞事，對許許多多無意思無聊的世俗之事也不屑，那麼，空下來的精力和時間，去做些甚麼呢？不會白吃飯去等死的，總有所為，只不過並不轟轟烈烈、明刀明槍，不易為人所見，而還是有意義的事。

由此，我想到孟子說的另一句話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」（《孟子‧盡心章句上》）「窮」不是窮困，而是不稱意的逆境；「獨善其身」，不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，而是加強自我修養、做能力所及和環境所許的事。「達」不是飛黃騰達，而是得以施展個人才能的順利環境，「兼濟天下」，不是打下江山，而是盡量多做有益人群社會的事。「達」，做一個狂者；「窮」則做一個狷者。